费老先生在谈到乡下人的“土气”和“愚笨”时，他是这么说的，“乡下人不是智力上笨，只是知识上不足，更确切的说是知识结构不一样，他们的知识足以应付他们的生活，而对于城市的文明生活当然不甚了了。这种不了解就像城里人分辨不了麦子和韭菜、不会爬树、不会抓鱼一样，没什么值得取笑的。”他的话算是给乡下人洗刷了冤屈，他还进而探讨了语言的产生以及和人类生活的关系，文字的产生原是为了不同空间和时间的人交流的，但是在乡土社会，由于生活的一成不变和空间的稳定性和封闭性，口头语言完全可以满足生活需要。而且面对面的交流远比书面语言表达的东西丰富快捷。文字既不是乡土社会的基础，本来就不是乡土社会的本性。人类最初的文字都是庙堂性的，都是为了祭祀崇拜和记录帝王事件，所以不是乡土社会的必要。因此文字发明了几千年，中国的绝大部分农民依旧目不识丁。当然当代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代农民必须要识字了，因为要科学种田、操纵机器。一看到这里，我发现还真是这么回事，在乡下是很少用文字交流的，即使有的人上过学，也因为经常用不到文字，而忘记书写了。
中国基层人们身上的乡土气息，除了因为他们世世代代都依靠土地生活，还因为他们身上的性格。书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儿子和别人儿子打架，不管是不是自己儿子错了，肯定都是劈头盖脸把自己儿子骂一顿。我小时候也经历过同样的事情，当时只觉得非常得委屈，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原因。直到看到这本书里的分析，我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人的'观念中，逆来顺受是很自然的。中国人是不太懂反抗的。中国人的祖先是靠天吃饭的，在人们对自然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只能崇拜它，顺应它。天，直接关联到人们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活过这一岁。所以中国人当自己与别人产生并非无理的矛盾的时候，中国的平凡百姓首先想的是约束自己，以和为贵，所谓“克己”。
“在中国的家庭里，夫妇间得相敬如宾，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日常可见的现象。我所知道的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什么话可说’。早起个人忙个人的事，没有功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妇人家如果不下田，留在家里带孩子。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是男子们找感情上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合作顺利，各人好好的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动手动脚，说不上亲热。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是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组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在两性间的矜持和保留意见，不肯象西洋人一般在表面上流露。”我想到我们村里面老一辈的夫妇们，几乎没有一起出门玩耍的，女的都是和女的在一起聊天，男的都是和男的在一起玩，他们或许就是碍于这种传统，不善于表达，给人看来夫妻感情非常淡漠。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习性，很多的根据都能够从土地里找到。好比说中国人的含蓄和富有人情味。在乡土社会中，人际交往是不讲究效率的，讲究的是感情。于是人们的谈话很多都是没有目的的，或者很久很久都无法进入正题，就连工作时也是这样，它不会像外国人开门见山直来直往。仔细观察观察身边的人，就会发现，这种乡土性随处可见。
再想想咱们的文化，不管是追求稳定、保守、安于现状，还是天人合一、儒道的价值体系，所有的所有都深深的烙下了土地的印记。而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着泥土的气息，有着文化的投影。国人“内圣”人格取向，或者一向到近代中国依然是一个家族居住在一起，四世同堂比比皆是，等等。中国人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扎在土里。人就好比是这树上的叶子，一代一代的调零了又新生，但是根没有变，根还是深深的扎在泥土里。
这本书到现在已经有60多年的跨度了，书中对于传统中国的基层社会本质看的如此透彻，正因为看了这本书我才对自己生活的乡土社会有了更深的理解。乡村基层正因为它的乡土性，它变化发展的速度比较慢，我觉得这样也没什么不好，乡土性中也包含着不少优秀的品质，如勤劳质朴，追求和谐，与人为善，亲近自然等。城市里的人有城市里的生活，乡下人也有乡下人的生活，我时常怀念小时候家乡绿油油的田野和满山鲜果的山岗，这些就是我童年的美好，而这一切却在不知不觉间消失不见了。或许以后中国的乡土气息不再这么浓厚了，但《乡土中国》这本书会让我们记得我们以前是乡土中国，我们的根牢牢地扎进土里。
初读《文字下乡》和《再论文字下乡》，只对先生所提观点一百个不赞同。先生在两篇文章中分别从“时间阻隔”和“空间阻隔”两个角度论述了乡土社会背景下的中国农村没有推行“文字下乡”的需要，原因是在“面对面的社群”中无需文字就可以很好的交流和生活，文字的使用不但无意义更有可能画蛇添足。先生的论据是在以土地为生存基础的中国农村，人们的生活是相对固定和封闭的，经验和文化的传承完全可以通过“口口相传”实现。看到这些，我心中却有无数个反驳的理由。我虽不赞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仍然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识字读书是帮助人们脑洞大开的重要途径。只因封闭无需识字其结果岂不是更加封闭。思来想去，感觉唯一能让我尚且接收书中观点的理由就是“时代不同，观念不同”。而先生在书中的观点也是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探索性开拓。正如在84年图书重刊时先生所言，“这本书最初出版之后，一搁已有三十七年。......我愿意把这不成熟的果实贡献给新的一代年轻人。”
然而，作为一部社会学著作，我认为《乡土中国》必有它的独特价值。所以再读，而细读之后确实让我眼前一亮，不得不感叹先生思想的前瞻性和观点的独特性。
诚然，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文字和文化学习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中国，文化学习是农村提高生产力的必由之路。然而，在40年代末期的中国，在那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背景下，农村文化普及或许真的没有土壤。所以，正如先生提出的结论“......如果中国社会乡土性的基层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发生了变化之后，文字才能下乡。”而现在中国社会“基层变化”也正为“文字下乡”提供了条件，使“文字下乡”成为了必须。而先生在70年前提出如此观点真的是太有前瞻性。
先生的另一个观点是“......所以在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考虑到文字和语言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和使乡下人多识几个字，也许并不能使乡下人聪明起来。”这个观点的明智在于它提倡的是“因地制宜”和“因材施教”。真正考虑到受众特点的教学才能使学习发挥最大的作用，而不只是局限于形式化的学习。由此推广到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考虑到不同国家学习者的不同特点的教学才是真正科学的教学。也许这就是汉语教学进一步国别化细化的需要。推而广之，对于我们自身的学习也是如此，真正适合我们、可以提高我们自身能力的学习才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为了学习学习。
首次出版于1947年《乡土中国》，是根据费孝通先生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乡土社会学”的内容辑录而成，一共有14篇文章，是一部著述研究当时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
该书作为我们离退处“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活动的当月推荐读物，我虽通读了两遍，但按照读书活动“学思践悟”的要求，有些找不到“北”的感觉，总感到费老这个泰斗级社会学家所讲的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完全理解的，后来又在网上看了几篇别人的读后感，还是不能适从。下面，谨从我阅读本书后所回忆起我童年在乡下生活的点滴乡土记忆，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费老书中“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的描述，虽说的是40年代中国农村，但我以为，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恐怕和40年代应该变化不是太大。我儿时因为父亲受了迫害，随父亲在周至老家农村生活了五年多，直到上小学二年级时才转学到西安，我对这五年多的农村生活记忆尤为深刻。每到夏天，在大片的芦苇丛中，传出布谷鸟的叫声，总想摸到鸟蛋或小鸟，钻到里面却怎么也找不着。清澈的河水中游荡着五彩斑斓的小鱼，用篮子稍一划拉就有几尾在蓝中蹿蹦。芦苇根儿下，时不时就能摘到菱角。河中稍大点儿的石头下，也能抓住几只螃蟹。娃娃伙儿们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都忘记了时间，直到听见远远的村里大人们隐隐地呼叫声，才提了鞋，抱起衣服，一哄子各回各家。秋天，背着小背篓打柴，折下一根长长的竹扫帚棍儿，在尾端绑定一根长长的细绳，作为工具，扦拾白杨树落下的叶，我们叫扦嘎嘎叶，装满了背篓，背不动了还要大点儿的孩子帮忙。房檐底下挂着一串串金黄的包谷，晚上有野鸽子把包谷之间的缝隙当窝，打着手电筒一照，好像不会飞似得，当你搭着梯子快要够着它时，却扑棱棱的飞了。冬天里，在热炕上赖着不想起床，烎炕的麦糠有着淡淡的呛味儿，锅头炭灰里埋着烤出来的红苕干面香甜。提着蛋笼走进青油油的麦地，挖燕麦、捡拾大雁的粪用来喂猪，冻得手背通红，肿的像个面包。那时天上总有一行行大雁排着人字形或是一字形向南飞，麦田里也是一群群的吃着麦苗，粪便都能捡上一笼底儿。冬天最深的记忆莫过于过年了。过年，能吃上水果糖、柿饼、瓜子儿、花生、核桃，还有麻花、麻叶儿等。在大年三十的晚上，一群孩子聚起来一起挨门挨户给各家各户“拜先人”，拜完等着人家大人给每人捏一颗糖或是一把花生瓜子儿，有的人家也会给一分钱。在我们这么个大村子，走完两三个街道，就已经很晚了，回到家，衣服的几个小口袋就已经鼓鼓囊囊再也装不下了。春天总是个比较难过的时节，天气乍暖还寒，进入二三月也就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了。记忆中几乎每天都吃浆水搅团，浆水菜是用各种野菜腌制的，有时还有马刺筋（大刺儿菜），吃起来有些扎嘴，那时把搅团吃的很厌烦，直到现在还是。
现在，村边儿的小河早已经干涸了，河岸上已经没有了灌木野草，河岸边、芦苇丛也都变成了庄稼地。平时回去是见不到那么多人的，只有过年还有些人气。农村里的年轻人都到城里去打工，只留下些老人在乡下看着门户。过去低矮的瓦房已经很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盖了二层小楼，空荡荡的。
记忆中的老家乡村，捡拾起我们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提起亲切，放下动容，繁华落寞，与有荣焉。费老的“我想我们很可以说，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的描述，在现在的中国已经比较少见了。我老家村子里如今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甚至到新加坡抑或是非洲打工的都有。村里人活动范围已经没有了限制，他们的社会圈子也就不再孤立了。况且，按照“美丽乡村”建设标准，老家的村子也同其他乡村一样，除了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在鼓励发展特色经济，重视公共服务，重视环境质量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由于我学疏才浅，但愿不会对费老的著述有断章取义和不敬。
无论是立足之本的讨论，或从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原生”的国家，一个憨厚，用黄土样的国家性质的成分。中国人自己有一种“土气”，平静，诚实，没有心计，中国人含蓄，他们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否定”，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当地社会，传承至今。
曾经的乡土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正逐渐向着“浮士德式发展”。在当今我们中国，许多企业新型教育思想进行冲击着就有的传统，这是一个乡土社会工作面临的机遇，保持就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通过吸收新的文化，加快产业转型，这是当务之急。
《乡土中国》研究的是根植于中国农村的乡下人。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乡土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传统的符号，在这个思想激荡的时代里，成了畅销书。
保持者认为：靠务农为生的乡下人世世代代附着在土地上，以定居为常态，即便因为种种原因离开土地的农民，也像“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又在新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定居下来农民附着在土地上，很少流动，乡土社会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在缺少流动和变化的乡土社会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熟悉”的环境里生活。在相对稳定、熟悉的生活环境下，形成了许多乡土中国的独特现象：“规矩”即可约束行为，法律则大可不必；“常识”即可应付变化，“规律”就可有可无了。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很同意，因为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到历代的引起社会轰动和反思的农民起义，都与泥、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曾经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
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波纹的中心既不相同，推及出去的圈子也就各不相同，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在“推己及人”的波纹式社会结构中，也形成了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要素：“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朋友，相配的是忠信”，“在我们传统道德系统中……很不容易找到个人对于团体的道德要素”。
乡土中国的“家”通常是父亲一系的“大家”，费孝通称之为“小家族”。乡土中国的家不但承担了生育的基本功能，而且可以承担政治、经济、宗教等社会功能。在我们的乡土社会中，家里要有家法，夫妇间要相敬如宾，妻子要三从四德。在乡下，通常都是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们又在一起，这是性别和年龄造成的距离。中国人在感情上的矜持和保留，也是在这种社会格局中养成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不是一个法治社会，“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乡土中国的“礼”靠社会传统来维系和传承。礼制不同于法律，亦有别于道德。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礼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是主动的，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相比之下，法律是强行限制人的行为的，而道德是整个社会所支持、默认的。做了不道德的事，即使有些还没有严重到会受法律的制裁，却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即我们俗话说的良心的谴责。
费孝通先生认为，薄弱的基础决定了农业社会不能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帝国，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也构建不出西方式的民主社会，乡村中国“在人民实际生活上看，是松弛和微弱的，是挂名的，是无为的”。在乡村中国，亦有一种发生在长幼之间的很强的“教化权力”，该种权力保证文化传统的延续。
费孝通先生认为，在乡土社会，血缘关系决定了社会地位。在稳定的社会之中，血缘又推而广之为地缘。因血缘和地缘而形成了一个个关系紧密的社会群体。在群体内部，人们靠人情往来，这样就限制了商业的发展。
费孝通先生已经仙逝，作为一个既没有乡村生活经历，也没有文科教育背景的人，对大师的理论做了一些揣测，请费先生原谅这种无知无畏。
一部新法律，从制定到实施，要经过多少步骤？草案的公布，意见的征集，为的就是充分反映民意。试想一部缺少人民支持的法律，怎能深入人心？法律不可能脱离礼法价值而独立存在。仅迎合帝王意志的那些严刑峻法，只会逼迫人民反抗。想要更好依法治国，就要法入人心；想要法入人心，就要化法律为道德礼法，洗涤内心，成为人们自愿遵守、乐意奉行的行为准则。随着依法治国理念的不断深入和推进，人民的法治观念也逐渐提高，这就是法入人心的表现。
道德礼治绝非毫无作用、拖累发展的糟粕，而是能与法治互补，共同推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法律和礼治并非对立，法治应借鉴礼治传统。加强法律宣传教育，德法并重，增强守法自觉性，这有利于法律贯彻施行，有利于降低司法成本，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新时代的道德礼法不能与封建束缚的“三纲”“五常”等同，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交流融合的社会规范。传统的“爱国”“友善”“诚信”，融合了现代的“自由”“平等”“公正”，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价值取向。
的确，经过漫长社会历史生活的选择，留下历久弥香文明可法的精华。若追而求索，可以体悟到爱国志士的报国豪情，孝而仁义的高风亮节，以及革故鼎新的坚毅与魄力。这些传统礼俗的核心内容，同样也是当今社会呼吁而缺少的。即使不求“二十四孝图”过分苛求的孝情，如果把孝亲敬老仅仅当作必须履行的义务，流于法律表象，不仅苦了个人，更无益于社会的亲情和谐。情蕴礼中，留下李密《陈情》的佳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律只规定了做人的最低要求，而道德礼治才能使个人成为社会文明的巨匠，国家需要的栋梁。
想要建立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礼与德也是重要的助推力。虽然说礼治没有法治的灵活——令行禁止。但礼法相伴，使礼治更符合时代要求，使现代文明深入人心，必将助力法治建设，社会文明和谐。现代中国由乡土社会发展而来，沿袭了乡土色彩，如抛弃了传统礼法，就等于切断了自己的根，切断了中华的魂。富强美丽的现代中国需要的不仅是经济的繁荣，也需要精神文化的丰富，这是不可脱离德礼教化而实现的。教育中“立德树人”正是宣传德法深入人心的举措。
现代社会应当摈弃法律万能的观点，去除德礼迂腐的想法，潜心铸下德法相依的观念。
费孝通先生为我们描绘出传统礼法的乡土中国，揭示出道德礼法的生机活力，启示着当今法治建设。“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上古礼法的追思；“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是逸士求礼的想象；“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新时代道德核心价值。
从认识、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培养道德观念。在法律秩序下推崇惩恶扬善、弘扬正义的道德风尚，在守法、用法中融入道德思想，实现社会文明和谐。
法定规则，礼入人心。依法治国的今天，传承传统道德礼法，弘扬现代文明法治，开启创造未来，复兴文明，强盛祖国的磅礴动力！
“乡下人在城里人眼里是愚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里开门见山的写到。那么他们究竟愚在哪里呢？
首先，愚的意思有两种：一种是笨，蠢；另一种则是大智若愚的愚。信任许多人对于乡下人的看法就是不识字，粗鲁野蛮。但是现在肯定没有人会不情愿识字了，因此他们只是缺少环境让他们学习罢了。
在我的老家——一个一般的小农村，无论是去年还是今年，都有很多哥哥姐姐考上了重点高中或是一流高校。每次回到乡下，听家里的人说起，我总是艳羡不已。可见，乡下人并不愚，只要拥有学习的`机会，他们肯定不比别人差。
尽管如此，还有一小部分乡下人是不识字的，但是费孝通先生却这么说“乡下多文盲是不是由于乡下原来无需文字眼睛呢？”由于他认为，从空间阻隔角度，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面对面社群”打算了人与人的沟通只需要语言，甚至是特别语言，无需文字。的确，每到周末，回到老家，村里的人们总是很亲切，我不知道为什么，只要一发出脚步声，他们就会探出头来打招呼。母亲每次都会与左邻右舍通过方言来沟通。他们所说的方言，是否就属于费孝通先生说的“特别语言”呢？
小时候，听到方言，我常问母亲，这个字怎么写呢？她总是笑笑，然后我又问，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然后母亲狠狠地拍了下我的头就走掉了。现在，我渐渐的了解，每次当他们讲方言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莫名的情愫围围着他们，尽管我还是不能理解我为什会这样进行沟通，但是我却能体会到其中的感情。
乡下人会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表达文字所不能够表达的情，这种表达是文字替代不了的。我认为假如肯定要说乡下人“愚”，那便是大智若愚的“愚”。在老家我总能看到地上放着许多菜，我知道那不是我们家种的，那他又是哪里来的呢？直到有一天，外婆推搡隔壁邻居的菜时，我才知道菜的由来。可是他们为什么要给我们家菜呢？
一天中午吃完饭，外婆坐下来慢悠悠的说，“我帮他们家捡了几颗青菜去，没到他们今日拿了这么多菜过来，真的是。”说着外婆便起身拿了几个鸡蛋要我给他们送去。这青菜、鸡蛋的迎来送往便是乡下人的语言，里面透着浓浓的邻里乡情。那时我才真的明白什么叫做淳朴，厚道了。而这就是乡土社会的“愚”，没有算计，不懂世故，睦邻相亲。真好！
这样看来，认为乡下人“愚”的精明能干、识文断字的城里人倒显出了几分愚来了！
当我用费老的视角观察世界和思考某些问题时，一些难懂的问题顿时就有了解答。当中感触最深的便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不忘初心。
如果没有费老的点拨，也许我会认为初心是根本而非目的，是起点也是终点。一个人不是为了目的而活，而是为了追求幸福和美满而有了目的。不忘初心，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起了偏执之意，而是要我们始终记得出发的目的是这份初心。
当然这也没有错。但当我问起自己为什么一定要坚守一份初心的时候，我有了新的解答。那是因为，我生来就扎根在这个历史上乃至当今社会仍有面朝黄土背朝天下地耕种插秧的乡下人的土地。是因为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在中国人眼里，就是土地，那就是家。国家，在中国人眼里不是一个country这么简单，那是因为中国人觉得有家才有国。这时候初心一个词变得宏阔起来。它撑起来的是一个民族爱国的精神，扎下去的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深根。这是第一个点。
同时，初心也是我们的源。书中说，归根结底，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中国》这本书始终在将乡土社会和后现代社会作比较。春节晚会中有一小品，讲的是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的轶事，其中一句话打动了我——“谁从前还不是个乡下人”。没有错的'。现代社会中的城市无疑是从乡村发展而来，多少人外出打拼为了家里人能过上好日子，反倒在过上好日子时忘了自己最初的样子，忘了源头，忘了出发时的初心。反观乡土社会中的人们，保持着那种不抬头就能走到目的地、不指名道姓只听声音就能知道是谁的熟悉感，他们有着自然而然的信任感，有规矩，无需法律框定，是有机的结合。相比现代社会更多发生的是陌生人的聚集，我们反而需要一部部法律去保持秩序，需要一张张契约去建立信任，是机械的结合。这说明乡土社会是自然的、基础的，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必然存在于一个环境中，而这个环境的根就是乡土社会。乡土就是根本，这便是我们要保持初心的理由。
有了乡土，自然就有了乡情。想通了这个，也就能明白四川的朋友吃着火锅激动到流泪，漯河的朋友爱吃双汇火腿肠，东北的朋友看到冬日的大雪想念亲人……书里说，治水土不服要用家乡的一捧土煮汤喝；余光中的《乡愁》，句句道着乡情的重量。中国人自始至终是心向家的，不论年少时是想飞多远多高，最终着陆的地方都是原来那个家。
如今，我等西交学子扎根大西北，在这西北地区教育之高峰埋头苦学、精益求精，便是坚守我们怀中的一份初心。《乡土中国》带给我的不仅仅是面对人生问题的新解答，也是看待世界的一份宽容和坚定。
前路漫漫，我将怀揣西交学子的那份青春的热忱与赤诚，答好人生中的每一份答卷。
思修课的老师给我们推荐了几本社会研究学的书，我的眼球就被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所吸引了，费孝通先生在这本书中分别从乡村社区、文化传递、家族制度、道德观念、权力结构、社会规范、社会变迁等各个方面分析、解剖了中国乡土社会的结构和本色，他让我懂得了中国乡土社会有着太多的思想羁绊，人们固执地认为他们所在地社会很安定、美好，不愿意做出改变。
费孝通先生说种地的人搬不了地，长在土里的庄稼也行动不了，所以侍候庄稼的老农也像是半身插在了地里不流动。对于这句话我深有体会，我总想让我妈在闲暇时多出去走走，但她总不愿意，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在农村种地的人，不在家种地还能干什么。我想现在还有挺多人还在受着土地的束缚。
在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每个人都是在一个熟悉的社会里成长，没有陌生人。在经历了长期的共同生活，慢慢的衍生出了各种各样的规矩，“这不是见外了吗？”这是在我们生活中经常听到的语句,这是出于一种对于熟悉的规矩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中国乡土社会的信用不是建立在契约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熟悉的规矩之上，如果社会的信用是建立在一种熟悉地规矩之上的，什么事都是约定俗成，这就跟我们现在说所的道德绑架有些类似，这对于我们要去建立一个信用社会和一个法治社会是很不利的。
还有些乡土社会里的`规矩慢慢演变成了乡土社会里的传统，人们从上一代学到的知识不假思索就运用到自己的身上，周而复始，只知道到了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的事，只要方法有效就不必问原由，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定性思维，思想的不到扩充，思想就局限在了一代传授给一代的思想之中，这是可悲。
不是说中国的乡土社会就是那样思想落后、固执不前，其实只是说中国乡土社会知识的匮乏。不过现在的乡土中国传媒工具的普及，乡土社会的思想较以前来看有了很大的改善，但还是有些固执的思想存在，我们要想社会能够全面的发展，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能落下，一起进步、成长，我们才更容易去构建我们想要的社会。
